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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“神剧”中，总是能看到这样的场景：枪火四射、硝烟弥漫的激烈战斗中，绝望的枪手无处可躲，猛地掀翻一张桌子，或者抓起一把椅子，迅速将它们作为掩体，继续死命开火。屏幕上的人物似乎轻松应对，周围的飞溅子弹和激烈战况似乎都不在话下。每每见到这种情节，很多观众都会发出一声轻笑，认为这不过是编剧为了增加戏剧性而有意夸张的设定。
然而，作为从小生活在偏远山区的我，面对这一幕却并没有笑出声。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向家里的那张松木桌面和黑桦木椅子。我不禁在心中默算：若是遭遇枪林弹雨，这些简陋的家具能挡住几轮子弹呢？
最近，翻阅了沈醉将军的回忆录，更是加深了我的这种思索。这位曾是原军统局本部总务处少将处长、保密局云南站站长的老特务，在他的回忆中曾提到过一个令人唏嘘的细节：他曾在战斗中，两根肋骨卡住了一颗子弹。沈醉这番话不禁让人捧腹，却也充满了某种难以言喻的遗憾——这颗子弹，居然没有进一步穿透。让人不禁感叹，为什么子弹没有继续深入，突破这两根肋骨，造成致命伤害呢？
展开剩余79%沈醉肯定深知，自己曾在战场上与子弹擦肩而过的滋味。可他的回忆录却给了我们一个稍显可笑的意外结局：这颗手枪子弹没有完全穿透他的胸膛，而是卡在了肋骨之间，留下一道疤痕。这种情况让人疑惑：手枪的威力到底有多小？我们常见影视剧中，士兵们常常用手枪与敌方的步枪、机枪对射，看起来两者似乎没有太大差别，那么，手枪的实际威力究竟如何呢？
当然，这种步枪与手枪对射的场景，更多是停留在影视作品中，现实中的战斗可不那么简单。就像沈醉这样的军统特务，他几乎不会亲自持长枪上阵，回忆录中也没有提到过他有使用长枪的经历。那么，他到底是怎样在地下党的枪火下，侥幸逃过死神的追击呢？
沈醉，作为戴笠亲自培养的特务，凭借过人的胆略与谋略，逐步从一个冷酷的杀手升迁为军统少将，后来甚至被提升为中将。这样一位深得戴笠宠信的特务，手上自然不会少有鲜血。他在回忆录中提到过自己在“战犯管理所”的十年岁月，这一段历史无疑刻下了深深的烙印。尽管他最终获得了“起义将领”的认证，但那张特赦令始终是他珍视的无价之宝。
沈醉这位被称为军统“四大杀手”之一的特务，其实也并非无往不利。在战场上，他几乎以行刺、暗杀和逮捕为主，而这些任务也让他屡次险些丧命。他曾和吴敬中一起在军统的特训班担任教官，吴敬中教授情报与电讯，而沈醉则专注于“行动术”，即捕捉与暗杀的技巧。他的授课内容涉及了如何使用手枪、短刀、毒刀以及追捕与逃脱技巧。戴笠对沈醉的信任可见一斑，派他担任保卫凯申总统的任务，更是将其视作得力干将。
然而，沈醉虽然在军统内风光无限，但与周公和克公领导的红色特工相比，还是差了一些底气。特别是在他年少时，曾遭遇过一场令人羞愧的意外伤害：一次抓捕任务中，沈醉带领七八个持枪的特务去捉拿一对地下党夫妇，期间遭遇了地下党妻子的反击，被她用木棍击中左脚，导致终身残疾。回忆起那段往事，沈醉在《我这三十年》中写道：“这是我不光彩的伤痕，是革命同志给予的惩罚。” 他承认，这些伤痕都是他在执行任务时与革命者搏斗时留下的。
这段回忆也让我们明白，在特务的世界里，成功的案例远没有失败来得多。即便是沈醉这样的军统少将，抓捕地下党时也总是屡屡吃瘪。甚至有两次，沈醉差点命丧在地下党人的手雷和手枪下。比如1935年的冬天，沈醉和两个手下去抓捕一名地下党员，结果却差点全军覆没。那个地下党并不慌乱，冷静应对，并在最后掏出一颗手雷，威胁三人“动一动，大家同归于尽”。眼看局势一触即发，沈醉等人只得虚假笑脸，尽力化解危机。
尽管沈醉一度因敌人的威胁而陷入险境，但他依旧能凭借自己过人的冷静和智慧，化险为夷。在一次与地下党徒的对峙中，他在胸口中了一枪，但因距离较远，子弹没有完全穿透他的胸膛。那时他低头看到自己血流不止，依旧坚强地捂住伤口，避免血液洒在衣物上。当他被手下送到医院时，才发现那颗子弹卡在了两根肋骨之间。
回想起这些经历，我也不禁想起自己曾在靶场的体验。虽然我对枪械的了解不深，但也曾试过在靶场上射击。每当我完成一轮八一大杠的射击训练，肩膀的剧痛就提醒我，打仗不仅仅是智力的比拼，更是一场体力的较量。步枪的后坐力极大，每开一枪就如同挨了一记重拳。而手枪则相对轻松得多，射击时几乎感觉不到太大的反冲，射击的精准度也差距明显。即便如此，手枪依旧是致命的武器。而沈醉的遭遇，也使我不禁陷入深思：究竟手枪的穿透力有多强？如果换作其他型号的手枪，沈醉是否能够安然无恙？
这些问题或许永远没有明确答案，但从沈醉的经历来看，无论是桌面、椅背还是其他任何临时做出的掩体，都可能在极端情况下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。至于手枪的穿透力，或许我们永远无法得知真正的答案，只能在历史的阴影中，继续寻找那些未解的谜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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